特朗普（Donald Trump）第二任期剛過百日，世界卻已經歷巨大震盪。在俄烏戰場，美歐俄圍繞烏克蘭的戰後安排反覆博弈；在金融場域，全球因為4月2日的「對等關稅」飽受衝擊；在中美前線，兩強的貿易戰仍在僵持碰撞。各界不只留意特朗普政府的下一步，也嘗試在充滿不確定的世界摸索未來。

4月30日，《NOWnews》、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、台大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合作舉辦「特朗普上任百日：從華府看印太戰略」座談會，邀請到美國知名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（Hudson Institute）前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肯尼斯·溫斯坦（Kenneth R. Weinstein）演講，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吳玉山主持座談，哈德遜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許毓仁、前台灣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鄧振中、日月光半導體執行長吳田玉、台大社科院國際長郭銘傑與談。

其中，溫斯坦不只是2011年至2021年的哈德遜研究所總裁，更在2018年9月被特朗普任命為貿易政策和談判諮詢委員會成員，並在2020年被提名為美國駐日大使，其論述不僅投射美國保守派智庫的觀點，也是前「特朗普班底」的立場反映，更是外界理解「特朗普2.0」戰略的參考依據。不過與此同時，來自台灣產、官、學界的代表，也在對話之餘提出反問與擔憂。現場的隱微張力，恰如台灣當前的對美輿論博弈；某些懸而未決、沒有結論的對話，則無疑是對未完巨變的深沉叩問。

圍繞這次講座，《香港01》推出系列報道四篇。本篇為第四篇，聚焦郭銘傑、許毓仁與溫斯坦的對話。

誰能代表美國政府

郭銘傑表示，溫斯坦在主題演講中提到了一個關鍵：特朗普是「變革型領導人」（transformative leader），其最重要的政治議程，就是改寫「不符合美國利益」的自由主義內部秩序，「但這是從美國的角度來看。」

郭銘傑指出，對其他已經習慣自由秩序的國家來說，這會帶來需要適應的「改變的成本」（transformation cost）。而現場參與座談會的所有人，無論是政府官員、產業界或學界人士，或許都有一個共同疑問：美國在要求各國進行貿易談判時，有沒有考量過這種「改變的成本」？此外，一個國家過去對美國來說是敵是友，究竟會不會影響當前美國對其談判誠意的判斷？郭銘傑表示，這點或許是多數人真正在意的，如果美國真的沒有敵友之分，那麼這或許是對過去與現狀的重大突破，「但我們都知道，從心理學文獻來看人都會有現狀偏差（Status Quo Bias）。」

郭銘傑再指出，如果特朗普希望造成某種改變、從現狀轉向新秩序，「當前作法的成本或許有些高」，而美國是否認知到這一成本，又是否會以一國是不是自己的盟友（ally），來判斷其提案是否認真嚴肅（serious）？這是自己的第一個問題。

第二個問題，郭銘傑聚焦特朗普的全球經濟轉型議程，包括貿易體系和國防支出分擔的掛鉤，並指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（Scott Bessent）也多次提到這點。但自己真正關注的，是溫斯坦也在主題演講中提到的：特朗普政府內部存在某種「聯盟政治」（coalition politics），這讓共同經歷轉型的各方，都面臨了更多不確定性，也讓市場或投資者疑惑未來走向。

郭銘傑表示，媒體們也用各種詞彙描述這一情況，不論是政治團體（political group）或所謂派系（faction），就像溫斯坦也提到的：特朗普政府中有MAGA運動或民粹主義者、保守派、科技領域的利益集團，另外也有特朗普。但究竟是哪一集團在主導美國政府的前進方向？如果溫斯坦能夠分享一些內部觀察，或許台灣聽眾也更能預測美國的未來動態。

郭銘傑接著談到個人觀察，表示自己幾乎每天留意財政部長貝森特的講話，因為在自己看來，貝森特似乎試圖為投資者、市場和其他政府官員，提供更多確定性。郭銘傑表示，或許特朗普有意利用「戰略不確定性」（strategic uncertainty），來讓美國在「對等關稅」談判中獲得更多籌碼，但「不確定性」的問題還是要解決，否則美國的承諾就很難取信於談判對象。

「因此現在方向到底是什麼？我們是否該關注美國財政部長的評論，以及他對市場與外國政府發出的訊號？如果不是，我們又該關注誰？」

特朗普也不想長期打貿易戰

溫斯坦首先笑稱，這是一個價值數萬億美元的問題，但自己並沒有政府內部消息，「如果我說我有，就是在說謊。」

溫斯坦表示，自己的感覺是，特朗普政府在某種意義上就像萬花筒（kaleidoscope），「你可以在任何時刻轉動它，接著它會變換出非常不同的樣貌。我們不知道決策過程的確切行為者有誰，但我們知道總統本人是最後拍板的人。」溫斯坦表示根據自己過往經驗，特朗普喜歡立場堅定的顧問，且這些顧問彼此觀點不同，特朗普特別喜歡看顧問們辯論，以及觀察辯論的結果。

「其中，納瓦羅（Peter Navarro）是在貿易問題和中國經濟問題上，持最強硬觀點的顧問，這應該也不是秘密。」溫斯坦表示，納瓦羅應是花最多時間制定政策的人，且他因拒絕向1月6日國會襲擊事件委員會作證而入獄，特朗普感謝他的忠誠，「所以我認為納瓦羅肯定是主要建築師，但不是唯一的建築師。」

溫斯坦表示，在提出4月2日關稅上，納瓦羅也與擔任貿易代表的格里爾（Jamieson Greer）、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史蒂芬·米蘭（Stephen Miran）、與特朗普關係密切的商務部長盧特尼克（Howard Lutnick）合作。

至於財政部長貝森特，「我認為他可能是本屆政府中，最接近建制派（The Establishment）的人物。」溫斯坦指出，貝森特無疑是「市場傳聲筒」（market whisper），在市場幾乎肯定會陷入衰退後，他為保持市場平靜做出了最大貢獻，特朗普當然不希望美國經濟衰退，也不希望出現長期貿易戰，「如果一切完全照總統意思，那麼在重新徵收關稅前的90天內，美國應該能與各國達成大約70項協議。」

溫斯坦表示，「從這個意義上說，我認為總統與他的任何顧問都不完全一致，總統希望混合採取各種策略。」溫斯坦也強調，美國的原先立場是一種強而有力的聲明，特朗普喜歡這個風格，「你知道，他會在競選過程中公開談論自己如何如何，也喜歡嚇唬其他國家領導人，例如他曾以核戰威脅金正恩，目的就是要逼對方坐上談判桌。」

溫斯坦認為，各方可以關注特朗普、貝森特、盧特尼克、格里爾、納瓦羅等人的發言，他們不會完全一致，「納瓦羅曾在《金融時報》（Financial Times）上發表一篇專欄文章，結果白宮就在同日針對貿易政策給出非常不同的意見」，這種情況當然加劇了解決問題的挑戰，「但這就是總統喜歡推行政策的方式，你必須學會應對它、冷靜地處理它、提出最大膽的提議，然後開始行動。」

至於貿易體系與國防支出分擔的掛鉤，以及隨之而來的「改變的成本」，溫斯坦表示，「我們知道這是有代價的，且會為很多國家帶來代價，但改變現在發生比不發生好（It’s better that rebalancing occur now.）。」溫斯坦強調，無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，美國都愈發關注國內事務；而在國防方面，共和黨比民主黨更傾向威懾，民主黨則更願意進行談判。

「因此我認為這是一個真正的機會，讓台灣能用一些代價獲得安全上的長期利益，德國也是如此，他們的新政府同樣心知肚明。」溫斯坦指出，德國政府顯然密切關注特朗普與澤連斯基（Volodymyr Zelenskyy）在橢圓形辦公室的交流，因為這一事件後，德方幾乎立即採取行動，推動擴大國防預算的改革。「我認為總統明白他的言論和行為，會影響其他國家的國防支出與行動，我們確實需要保持我們的威懾力，盟友越願意與我們合作，事情就越容易進行。」

至於盟友與對手的問題，溫斯坦強調，許多美國的糟糕對手根本沒有資格參與這些貿易談判，例如俄羅斯、伊朗、朝鮮，「除了一些核鈾與相關產品，美國幾乎沒有與俄羅進行貿易，且也一直在減少。」

中美會否針對台灣進行「大交易」

接著許毓仁藉此提問，隨著與中國的關稅對峙（tit for tat）持續，美國似乎有意放棄部分報復措施，而美台雙方也已開始談判，涉入半導體、其他電腦電子產品等深水區。「當台灣在做好充分準備並製定好策略的情況下進行談判，未來可能的中美領導人會晤登場，會如何改變目前局勢？此外特朗普與習近平就台灣問題達成『大交易』（Grand Bargain）的可能性有多大？」

許毓仁強調，後一個問題也是台灣關注的，相關風聲已在台灣內部引發所謂「疑美論」（America Skepticism），不知溫斯坦對此有何看法。

對此溫斯坦表示，中國問題觸及「盟友與對手」的問題核心，但自己一點都不擔心有關台灣的「大交易」，這根本不可能發生，「除非台灣採取一些真正魯莽的行動，例如拒絕與美國談判、削減軍事開支，只要台灣願意認真對美接觸並且提高軍事預算等，特朗普就絕對不會讓中國控制台灣。」

溫斯坦強調，特朗普非常清楚全球政治階級（global pecking order），「他不想成為習近平的配角（second fiddle），所以不可能以任何方式、形式將台灣交給中國，這根本不會發生，我們的日本、菲律賓盟友也不會允許這種事情發生，這只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想法（non-starter）。」

至於中美領導人會晤，溫斯坦表示之前各界有過不少猜測，包括因為兩人生日只差一天，所以峰會可能在6月6日或7日登場，「但我認為這不可能實現，因為中美貿易戰太深太複雜，現在無法立刻解決。」

溫斯坦表示，中美領導人會晤可能在今年年底前的某個時刻出現，這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，且特朗普也喜歡當面會晤，他在與人面對面時的表現，會比在視訊會議時親切許多。「我過去在白宮時就聽說過，特朗普威脅普京（Vladimir Putin）：你認為你現在的住所是安全的，但只要你入侵烏克蘭，我們一定追捕你。不過特朗普其實不會當面說這些話。」

溫斯坦強調，特朗普傾向用魅力來吸引與奉承他的對手，「部分原因我認為是總統明白獨裁者不喜歡在世人面前丟臉，尤其不想在自己人民面前丟臉，因為那會削弱他們的權力。」但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，就對俄羅斯實施了嚴厲制裁，「當然在阻止中國試圖主宰5G和盜竊智慧財產權上，美國比任何世界領導人都做得更多。」

溫斯坦總結，自己確實希望中美領導人能在年底前舉行峰會，並在某些領域達成某種程度的協議，「但我認為歸根結柢，美國的戰略態勢是定調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美國利益、美國盟友、美國工業、美國製造業構成了深層戰略威脅，因此，我認為中美短期內不會達成協議。」